京郊户6年两遇“倒奶杀牛”
中间人与村委会签收奶合同，欠钱“跑路”成被告
每经记者 董来孝康 发自北京
近期，部分地区出现的“倒奶卖牛”持续。1月11日，表示，将通过协调企业增加收购、启动生产监测、加大政策扶持和救助力度，全力以赴“卖奶难”、保护奶农利益、稳定奶业生产。
作为奶业生产者，奶农，尤其是散养户奶农的议价能力几乎被下游掌控，因此在市场波动时，他们的利益最容易受到冲击。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走访发现，“倒奶卖牛”背后，是奶农面对无人收奶、无法填补饲养成本时的无奈之举，暴露了我国奶业发展过程中，产业体系的不完善。
有行业人士称，要处理“卖奶难”，需要政策引导，建立“牛”、“奶”融合的产业体系，形成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的链条。
1月9日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来到距北京约80公里的延庆县大榆树镇下辛庄村。一下车便瞧见村口一堵院墙上写着 “加强管理、科学防疫，确保畜牧安全生产”的标语。
近期，下辛庄村因奶农卖牛、倒奶上了报，不少记者 “慕名而来”，一下子让这个村庄热闹起来。有当地奶农告诉记者，1月8日，延庆县及大榆树镇领导来了，并告诉奶农牛奶不能倒了，一定会有人把奶收走的。
而在1月7日，农业部下发紧急通知，要求各地组织加工企业保证生鲜乳（注：生鲜乳即奶农俗称的牛奶）收购、加大奶业政策扶持；农业部督导组也已奔赴河北、山东和山西等地。
下辛庄村奶农告诉记者，奶罐车又来了，照常从村里的奶台上把牛奶拉走，没有奶农倒奶了；虽然收奶价格仅2.6元/公斤，与2013年同期3.8元/公斤没法比，仅能保本不赔，人工也白搭，但总好过没人收奶；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，也能 “缓一会儿”，撑个一年半载，但收购价若长期上不来，最后还得卖牛。
6年遭遇两次“倒奶卖牛”/
下午1点左右，王布铁（化名）正在饲料库外用秸秆机粉碎贮存的玉米秸秆，经过发酵后作为奶牛的饲料。忙完后，王布铁放下手里“家伙事儿”与记者聊了起来。王布铁养奶牛已有13年，见证了近10年来国内奶牛养殖业的起起伏伏。
国内奶牛养殖业可分为5个发展阶段，改革开放前处于缓慢发展阶段，1979年～2006年是稳步发展阶段。1997年以后，奶业领域的单一公有制被打破，“个体”或“私人”养牛不再是禁区，一系列鼓励奶业发展的政策出台。2002年，王布铁决定贷款买牛，成为一名奶农。
2006年～2008年“三聚氰胺”事件爆发前，是国内奶牛养殖业的调整阶段。国家统计局普查结果对国内奶牛存栏量进行了修改，2006年国内牛奶产量超过德国和巴基斯坦，成为仅次于印度和美国的第三大产奶国。
2008年9月“三聚氰胺”事件爆发，使国内奶业发展陷入危机，奶农养殖积极性遭到打击，倒奶、卖牛、杀牛现象频发。据农业部统计，2008年9月21日至10月22日，我国13个奶牛优势产区共计倒奶11.4万吨。面对严峻形势，全国各地迅速行动、紧急应对，2008年底杀牛、卖牛、倒奶现象得到有效遏制。2008年末，国内奶牛存栏1233.5万头，比2007年增长1.2%；牛奶产量近3554万吨，同比增幅为0.8%。
王布铁说，那个时候知道大家日子都不好，企业产品卖不动，有的奶粉还被退了，但好在有几年的底子，所以撑下来了。但这一次与2008年不同，王布铁等奶农都对此次牛奶卖不出去“百思不得其解”，李斗进（化名）在与记者交谈的过程中不断问：“你说为啥这次就不收奶了呢？”
据王布铁介绍，他家有17头奶牛，7头在产奶，平均一头奶牛每天产奶30公斤左右，最高产的一天能挤40多公斤奶。下辛庄村一共有七八家奶农，每家的奶牛头数不一，“家底厚”的有30多头奶牛，“家底薄”的奶牛不到10头。
王布铁和李斗进当年都觉得养牛卖奶是一个不错的营生，且有鼓励贷款买牛的政策，便大着胆子借钱买了奶牛。仗着前两年的奶价还不错，王布铁当年买牛欠的10万元贷款都还利索了，他一直是典型的散养户。
收奶人欠款跑路成被告/
国内奶牛养殖模式分为散养户、养殖小区、家庭牧场和规模化牧场四类。2008年“三聚氰胺”事件爆发，散养户逐步退出国内养殖业，规模化养殖成为趋势。2008年11月，国务院发布的 《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》明确提出，推进奶牛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。
“养殖小区是奶牛养殖过程中，由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过渡的一种养殖模式，家庭牧场是规模化和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养殖模式；但规模化牧场是现代奶业发展的必由之路。”农业部奶业管理办公室主任王锋在其著作中称。
业内人士介绍，2008年国家开始实施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项目，每年投入5亿元，对存栏300头以上的养殖场给予补贴，按不同规模每个奶牛场分别补贴80万元、130万元和170万元，用于建设水电路、污粪处理、防疫、挤奶设施及建设饲料基地等。
王布铁和李斗进等奶农也成了养殖小区里的一员，虽然都是自家院子饲喂，但均是在村委会所拥有的奶台统一挤奶、统一收走、统一付款。
“养殖小区有很多种，下辛庄村奶农属于较为分散的养殖小区；有的则是奶牛在同一个养殖场，各家按时去养殖场饲喂自己的奶牛；还有一种是将奶牛委托给一个人，被委托人赚取饲养费用，委托人获取收益。”乳业高级研究员宋亮称。
但让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感到意外的是，王布铁和李斗进等下辛庄村奶农，竟不知道收牛奶的是何人。“那个人和村委会签了20年的收奶合同，但现在收奶也就一年左右，因为有村委会在，我们也不管那个收奶的是谁，只要给钱就行。”王布铁说。
王布铁介绍说，下辛庄村的奶农先供牛奶、后收钱，收奶人一般会压款一个月，但自2014年9月开始，就再没收到卖牛奶的钱。“之前也发生过几次，我们拦过几次收奶车，最后拿到了钱；但后来每次截车，收奶人总说三两天就给，可现在也没拿到钱。”王布铁称。
王布铁被拖欠了2014年9月～12月4个月的钱，一共7万多元；李斗进奶牛头数少，但也被压了2万多元。“为啥卖牛，因为欠卖饲料的人10万多元，再不给一部分钱人家也周转不开了，所以我卖了两头怀孕的奶牛。”王布铁称，每头怀孕的奶牛售价1.1万元，但以往起码要1.9万元，两头牛亏了1.6万元。
李斗进则选择减少饲料供给，这样既能减少成本，也能降低产奶量。
“产奶期的牛若是吃不好，身体就会落下病根，等过了干奶期要想恢复正常产奶量是很难的，所以我还是喂足饲料。”王布铁称。
由于确实资金短缺，王布铁与其他几家奶农商量后，决定将下辛庄村委会和收奶人一起告上法院。直到彼时王布铁才知道那个收奶人叫“董建平”，但具体是谁还是“摸不着头脑”。
“我们得到的通知是，1月15日在延庆县法院开庭审理，据说那个收奶人已经跑了，能否要回那笔款，我们心里也没底。”但王布铁和李斗进都期盼能早日要回卖牛奶的钱，好把欠的饲料款还给人家。
